近年来，我国持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由贸易朋友圈”加速扩围的同时，自由贸易协定水平也不断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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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中国与秘鲁签署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而就在此前的两个月内，9月23日，中国与瑞士正式启动了自贸协定升级谈判；10月1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宣布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并发表《中国—东盟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谈判的联合声明》。
“自由贸易协定是在世贸组织(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由两个及以上国家或地区签署的经贸协定。鉴于近年来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诸多困难，推进双边及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手段。”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兼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宁表示，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自贸协定，为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创造有利契机，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也能够顺应新的贸易与投资议题对规则升级的内生需求，甚至可以基于国内发展实践对全球经贸规则提出中国实践经验与中国方案，这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机遇。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提升自由贸易区建设水平”是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重要一环。相较于诸多边自贸规则，双边自贸协定更加灵活，谈判的推进速度往往也更快，可以作为推进自由贸易发展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
升级自贸协定带动贸易提质增量
“自贸协定升级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双方协定规则水平，以适应开放合作需要、顺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王宁分析称，我国自贸协定升级实践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能为我国开放合作创造更大市场空间。自贸协定升级通过承诺更大的开放力度，包括扩大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将为我国企业海外发展创造契机。同时，也将便利协议方共享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发展机遇。比如在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双方承诺进一步对54个产品实施零关税，总体零关税产品比例将达到约98%。新升级的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新方承诺对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不设任何限制。
其次，能有力推进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比如当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服务业规则是重点，且普遍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进一步提升双方服务投资自由化的规则水平的同时，采用负面清单模式作出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承诺。另外，新西兰、新加坡均为CPTPP协议国家，通过与这些国家的自贸协定升级，能有效提升我国规则开放质量与水平。
最后，能为我国开放发展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通过自贸协定的签署与升级，明确各领域的规则条款，并通过“棘轮”承诺等方式来约束开放承诺的推进，这将极大增强合作各方对扩大贸易投资的信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通过升级自贸协定，可以拓宽双边市场、带动贸易提质增量，中国与东盟这二十多年来的贸易快速增长就是例证之一。
中国—东盟自贸区始建于2002年，2010年建成。2015年双方签署升级协定，并在2019年全面实施。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从2004年的8763.8亿元增至2023年的6.41万亿元，年均增长11%，较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快3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9.2%提升至2023年的15.4%。自2020年以来，我国与东盟已经连续4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前三季度，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贸易总值同比增长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教授李思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与东盟已经实质性结束自贸协定3.0升级谈判，标志着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将为双方带来更为显著的经济效应和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为地区乃至世界共同繁荣注入新动能。
“从1.0、2.0再到3.0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经济联系，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灵活、务实的路径，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逐步深化合作领域，渐进式引入新兴议题，推动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李思奇说。
挑战：如何协调多方利益达成共识
当前，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渐有抬头之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些国家打着保护国内产业的旗号抬高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我国要在这种形势下推动自贸区扩围和升级，必定面临着诸多阻力和挑战。
根据最新完成的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情况，王宁认为，升级谈判聚焦的重点有几个方面。首先，要回应服务贸易需求，升级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国内规制等条款；其次，满足投资合作需求，包括投资自由化相关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以及投资便利化条款；再次，顺应电信、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新发展议题的规则要求；然后是规则向高标准升级，包括向“边境后”延伸，需要提升国内监管一致性，以及纳入环境、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新议题，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等；最后是提高政策透明度。
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不断扩大，自贸协定涉及的议题更加广泛且复杂。李思奇指出，面对贸易伙伴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市场准入水平方面的差异，自贸协定升级既具有广阔的空间，也需要协调更加复杂的多方利益，同时面临来自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挑战。
“自贸协定升级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要使升级规则更加符合成员国的经贸实际需求。”周密表示，一方面，伴随着贸易协定升级，双边市场在更加开放的同时，市场竞争也会加剧。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不会受到扩大开放的冲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难点。另一方面，升级自贸协定会涉及很多新的贸易领域，要在缺乏国际借鉴经验的条件下创新规则体系，这也是难点之一。
周密认为，自贸协定升级的制度设计首先要符合WTO的基本规则，在此基础上，需要成员方之间达成共同意愿。对于如何在多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周密认为这颇具挑战，因此升级谈判往往会历时数年甚至更久。
以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例，中秘自贸协定于2009年4月签署，2010年3月1日起生效实施。2016年11月双方启动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并于2018年9月完成，同年11月双方宣布启动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谈判。随后的几年里，双方开展了七轮谈判。2024年6月28日，双方宣布实质性完成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此后，双方共同完成了协定文本的法律审核和翻译等工作，并分别履行了各自国内程序。2024年11月14日，双方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升级议定书在原中秘自贸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和投资等7个协定原有章节，新增了标准与合格评定合作、竞争政策、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环境与贸易等5个章节。
周密认为，这些规则调整，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双边的对外开放，同时也更加适应贸易发展的新模式，拓展了新的合作领域。
在制度设计上要有一定前瞻性
对于推动自贸协定扩围和升级，周密给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在推动自贸协定提质升级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等基本利益；其次，要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前瞻性，对于未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领域在规则设置上要有超前考虑；最后，要加强培训，推动中介服务发展，让自贸协定真正发挥作用并服务双边市场发展。
王宁提出，要继续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自贸协定的扩围和升级谈判，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未来我国自贸协定谈判的重点，也可以尝试扩大单边开放。
刘英也赞同加快推进自贸协定扩围和升级。截至2024年1月，我国已经和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但在刘英看来，我国未来的自贸区扩围还有很大的空间。
刘英建议，应沿着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双边到多边的方向推动我国自贸区提质扩围。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形势可能越发严峻，我国应加速推进与贸易伙伴签订自贸协定，或升级自贸协定。
此外，刘英还指出股票配资公司工作，要推动自贸协定相关措施第一时间落地，便利国内外贸企业用足用好相关政策红利，让企业充分挖掘自贸协定扩围和升级带来的市场空间。“很多企业对于自贸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等应用还存在不了解、不会用等情况，应加强自贸规则普及宣传和指导，让企业能有更多实际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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